1986年12月的呼兰,寒冬腊月的风裹着雪粒,打在脸上生疼。程野揣着四份按判决比例分配的赔偿款,每份2000元,还有沈砚案的平反通知书复印件,先去了郑钧家。
郑钧家在光明街的老家属院,楼道里没有灯,程野摸着墙往上走,每一步都踩得楼梯“吱呀”响。敲开门时,苏敏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面前摆着郑钧的遗像——黑框里的郑钧穿着警服,笑容严肃,遗像前的苹果已经放得发皱,却没人动过。窗户上贴着红色的窗花,是郑钧生前最喜欢的样式,此刻却让屋里的气氛更显冷清。
“程警官,进来吧。”苏敏的声音很轻,眼睛红肿得像核桃,她给程野倒了杯热水,杯子在茶几上留下一圈湿痕。
程野把2000元钱和平反通知书复印件放在桌上:“嫂子,这是秦柏的赔偿款,按判决比例分给您的。还有沈砚的平反通知书,您看看,他确实是冤枉的。”
苏敏拿起通知书,手指轻轻划过“无罪”两个字,沉默了很久。“我知道老郑有时候办案急,”她突然开口,声音带着哽咽,“他总说‘严打期间,案子不能拖’,可我没想到,会办错这么大的事。”她指着郑钧的遗像,“他当了一辈子警察,最看重的就是‘公正’,最后却因为办错案,丢了性命,你说这是不是命?”
程野看着她泛红的眼眶,心里不是滋味:“嫂子,老郑当年也是受了严打指标的影响,县局也有责任。秦柏的复仇虽然极端,但根源在沈砚的冤案,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
苏敏摇摇头,把钱收进抽屉:“钱我收下,给孩子交学费。秦柏……我也不恨他了,他也不是天生的坏人,只是走错了路。要是沈砚的冤案早几年平反,说不定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。”
离开郑钧家,程野又去了顾行家。顾行家在和平巷,是个带小院的平房,院子里的积雪还没扫,踩上去“咯吱”响。顾行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,开门时,两位老人的脸上满是疲惫,顾行的母亲手里还攥着一张顾行的黑白照片——照片上的顾行穿着中山装,戴着眼镜,文质彬彬的。
“程警官,快进来,屋里暖和。”顾行的父亲把程野让进屋里,暖气不太热,顾行的母亲裹着棉袄,给程野倒了杯热茶。
程野说明来意,把2000元钱递过去:“叔叔阿姨,这是秦柏的赔偿款,给您二位的。”
顾行的父亲却没接,叹了口气:“程警官,我们知道沈砚是冤枉的,也知道顾行当年在复核沈砚案时,没坚持原则。他总说‘领导都定了的事,别较真’,现在想想,要是他当时多坚持一下,说不定沈砚就不会死,秦柏也不会走上绝路。”
顾行的母亲擦了擦眼泪:“这钱我们不能要,你帮我们捐给沈砚的母亲吧,她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,比我们更需要这钱。”
程野愣了一下,连忙说:“阿姨,这是给您二位的赔偿款,怎么能让您捐出去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