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意是悄无声息地渗进来的。
先是早晚的风变得刺骨,接着是呵气成霜,再到后来,连正午的阳光都失去了温度,惨白地照在红星轧钢厂高耸的烟囱和冰冷的水泥地上,带不来一丝暖意。
但这物理上的寒冷,远不及人们心头的寒意。
一九五九年的冬天,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,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最严峻阶段的降临。
报纸上的口号依旧响亮,“人定胜天”、“节约度荒”,但现实中,饥饿的阴影已经笼罩了四九城的每一条胡同,每一个院落。
粮店门口排起的长队越来越早,越来越沉默。
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焦灼的麻木,紧紧攥着手里那点越来越珍贵的粮票和副食本,眼睛死死盯着柜台后那日渐稀疏的粮食口袋和见底的油桶。
限量供应,一次又一次地削减。
粗粮的比例越来越高,那点可怜的白面、大米成了橱窗里的摆设,寻常人家轻易见不到了。
蔬菜更是成了奢侈品,菜站门口常常挂出“今日无菜”的木牌,空荡的菜窖里只剩下些干瘪的土豆和发芽的洋葱。
街面上的人们,脸上普遍带着菜色,脚步虚浮。
棉袄显得空荡荡的,一阵风就能吹倒几个。
浮肿病开始悄悄蔓延,先是脚踝,然后是腿,最后是脸,按下去一个坑,半天弹不回来。
学校里,课堂上的朗读声有气无力,操场上的奔跑嬉闹几乎绝迹。
孩子们最大的愿望,从一颗水果糖,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、能填饱肚子的窝头。
哀鸿遍野,或许谈不上,但一种无声的、持续的煎熬,确确实实地扼住了这座古老都城的咽喉。
相比之下,红星轧钢厂,尤其是其食堂系统,竟成了这片饥馑土地上一个小小的、令人羡慕的“绿洲”。
这得益于何雨柱。
他主导的“速食面”项目,在上级的大力支持和李怀德的全力推动下,已迅速从一个试验车间,扩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“食品加工车间”。
虽然原料供应同样紧张,但凭借计划内的调拨和何雨柱千方百计“深挖潜力”,生产线始终没有完全停摆。
一箱箱“红星”牌速食面,不仅部分缓解了本厂工人,尤其是一线重体力工种和加班人员的伙食压力,更因其耐储存、便携带的特性,成为了厂里对外协调关系、甚至完成某些特殊任务的“硬通货”和“秘密武器”。
出口创汇的谈判仍在紧张进行,但国内订单,尤其是来自某些特殊部门的订单,已经稳定下来,带来了宝贵的资金和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倾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