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拨是两个穿深蓝道袍的中年人,提着木箱进去的。
附近几个胆大的扒着围挡缝隙偷看,只见他们在假山前摆开香案,烧符纸,摇铃铛。但不到一个半小时,两人就急匆匆出来了,脸色惨白如纸,额头上全是冷汗。
他们和负责的警官说了几句,就头也不回地走了,连报酬都没要。
“做不了,”其中一个离开前低声对同伴说,声音却恰好能让偷听的人听见,“那地方不干净的东西不止一个,而且怨气太重。”
消息悄悄传开,居民区开始弥漫一种无声的恐慌。
八月十日,第二拨人来了。
这是个瘦高的男人,光头,戴副圆框眼镜,乍看有点像电影里的某个巫师,但眼神冷得像冰。
他没穿道袍,只一身深灰色中山装,手里拎着个陈旧的黑皮箱。
负责接待的警官对他很恭敬,称他“韩师傅”。
韩师傅独自进了封锁区,从下午三点一直到深夜十一点。
王耀辉家住在五楼,窗户正对着公园方向,那晚他睡不着,偷偷趴在窗台上看。
夜色中的猴山被探照灯照得一片惨白,铁皮围挡里偶尔闪过奇怪的光,有时是暗红色,有时是惨绿色,还有一次,他看见假山顶上冒出一团黑雾似的影子,扭动着,又很快被一道金光压下去。
快到午夜时,韩师傅出来了。
他被两个警员搀扶着,中山装前襟撕开了一道口子,左手小指以不正常的角度弯曲着,后来才知道是骨折了。
他脸上毫无血色,嘴唇干裂,但眼神依旧锐利。
“暂时压住了,”他对等候的负责人说,声音沙哑,
“但这是饮鸩止渴。那地方地下有东西,和上面的怨灵形成了呼应,必须彻底铲平,挖地三尺,然后要在原址建一座能镇得住场子的建筑。”
“比如?”
“法院。”韩师傅吐出两个字,“或者公安局。要的就是那股肃杀正气。”
八月十五日,工程队开进了北京公园。
推土机、挖掘机轰隆隆地作业,三天时间就把假山连同周围五十米的地面全部铲平。
工人们私下议论,说挖到三米深时,铲斗带出了奇怪的东西。
纠缠在一起的自行车零件,像被碾碎的三轮车,褪色的灰布片,还有一截一截已经发黑的、分不清是什么的骨头。
更有人说,动工第一天,有个工人中午在工棚休息,迷迷糊糊听见耳边有老人说话:“家没了……家没了……”惊醒后高烧不退,送医院躺了一周。